来源：无锡市法宣办2023-08-16
时人常说《水浒传》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，这一看法当然有一定依据，但由于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长期生活在元末明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，《水浒传》中108好汉出身、经历和性格的各不相同，因此，质疑、挑战纲常名教的言行不时可见。
人们都把宋江视为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的代表人物，在笔者看来，宋江内心世界复杂，暗含反骨。试看《水浒传》第三十九回宋江乘着酒兴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写下的一词一诗，词曰：
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
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
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。
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！
诗曰：
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谩嗟吁。
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
宋江的这一词一诗都是发泄不满并借以咏志之作。《西江月》词：“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”说的是自己从小就攻读经史，大了后又精通权谋之术，你们当官的会的我宋江也都会，我宋江的本事一点也不比那些当官的差。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”但时运不济，混了半天不过一个小吏，好比虎落平阳，忍气吞声。“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。”则是进一步地感叹怀才不遇，老天待人不公。“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！”既然官府不给出路，老天又对我宋江不公，我宋江就自己找回公道，定要叫这浔阳江血雨腥风。从这首《西江月》来看，宋江一方面感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，另一方面宋江的潜意识内一直是有反心，至少一直是把梁山当作自己的退路。当宋江在官场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，本能就想起，自己还有江湖这条路，在江湖这个世界里，吾是个大名鼎鼎的及时雨，真要把我惹火了，就上梁山了。
下一首七绝诗则更显露宋江在酒醉之后，内心思想的暴露：“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谩嗟吁。”我人虽然在吴地（江州），但心却在山东（梁山）。“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”要是哪天我宋江上了梁山，实现了我的凌云壮志，凭我的驾驭能力，黄巢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，从正统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反贼。这句也是仿写黄巢的诗句“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”（《题菊花》）。
俗话说，酒后吐真言。读了宋江酒后的这一词一诗，若说宋江没有挑战皇权的思想，谁能相信呢？李逵是主张宋江当皇帝的，宋江其实也是有过这个念头的。宋江江州遇难，危在旦夕，众兄弟下梁山，劫法场，破无为军，杀黄文炳，救得宋江性命，一同上山聚义。喘息未定，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说起“耗国因家木，刀兵点水工”的段子，还要一句一句地解释，得意之情，溢于言表。李逵是个直人，一听这话，便跳起来叫好：“好哥哥，正应着天上的言语。虽然吃了他些苦，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。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，便造反，怕怎地？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，吴先生做了丞相，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，我们都做个将军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在那里快活，却不好？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？”这话虽然立即被戴宗喝断，不过宋江的心思，却也被李逵有意无意地捅了出来。不过，宋江是个政治家，会算计各种政治力量之比，会韬光养晦、忍耐一时，这是他高出其他好汉的地方。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皇帝真的是忠贞不二。作为押司，宋江得知晁盖劫生辰纲风声走漏，官府要捉拿他们的消息后，第一反应是第一时间通风报信，而且为了让晁盖他们有时间逃跑，宋江还向知县建议晚上去捉，为晁盖他们争取了逃跑时间。身系朝廷司法人员，私放嫌犯，能说宋江忠于宋王朝吗？
《水浒传》中最具挑战纲常名教精神的当属李逵无疑。李逵是主张宋江当皇帝的。这话李逵公开说过多次，而且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要说。比如，晁天王曾头市中箭，一命呜呼。宋江因为有天王遗命在先，死活不肯就寨主位。于是林冲等人只好请宋江“以大局为重”，权作首领，以免群龙无首。然而李逵却叫道：“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了大宋皇帝，却不好！”结果被宋江一声断喝：“这黑厮又来胡说！再休如此乱言，先割了你这厮舌头！”陈太尉去水泊梁山招安，李逵显身大骂朝廷“你家皇帝姓宋，俺家哥哥也姓宋，偏他做得了皇帝，俺家哥哥也做得！俺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！俺哥哥就做个大宋皇帝，俺就做个小宋皇帝”“俺铁牛平生最喜欢的就是杀官造反的事。大哥若要造反，铁牛便头一个冲进那东京城内，把那鸟皇帝老儿捉来砍了头下酒喝！然后大哥便做了皇帝，俺铁牛好歹也能做个威武大将军”等。施耐庵先生让李逵说出这样的话，真是“胆大妄为”了。
《水浒传》一些人为什么反对接受皇帝招安？答案其实就是鲁智深的一句话。书中是这样写的：
（宋江）便叫武松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晓事的人。我主张招安，要改邪归正，为国家臣子，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？”鲁智深便道：“只今满朝文武，俱是奸邪，蒙蔽圣聪，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，洗杀怎得干净。招安不济事！便拜辞了，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。”
武松、鲁智深已经看透封建制度下朝廷内部的昏暗根本无法彻底清除，所以不再寄希望于朝廷，他们比宋江看得更为透彻。所以，武松会大叫“今日也要招安，明日也要招安，去冷了弟兄们的心”。
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，有三条发展线索：一是不断强化纲常名教一派，从董仲舒到程朱理学；二是消极反对纲常名教，从魏晋玄学竹林时期中的嵇康（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）、阮籍（“折衷名教与自然”）等，到承袭庄子思想的东晋鲍敬言、陶渊明（主张无君论）等；三是明清时期受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等社会环境变化影响、四大小说为代表的民间质疑和挑战纲常名教的思潮。时下流行的有关教材、专著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丰富多彩。
（稿件来源：法治日报、中国普法网；作者：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郝铁川）